今天介绍另一位虽然是1922年之后正式入党，但同吴玉章一样，也属于建党时期的早期党员杨闇公。

杨闇公，又名杨尚述，1898年3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一个封建大家族中。曾祖父杨世绥有七个儿子，号称杨氏七大房。第七房是杨定九，有两个儿子，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是他的长子。杨氏家族拥有数以千亩计的土地，在双江镇上有几座深宅大院。 但杨定九这一房已趋于没落，传到杨淮清时已是每况愈下。由于是幺房, 人微言轻，在掌握族权的别房眼中，他们的地位自然是低下得多了。杨闇公排行第四，自小便过继给叔父杨霞峰承祧。杨氏家族很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几乎每一房都聘用了家庭塾师。杨闇公少年时曾从塾师吴仲儒就读。吴仲儒，遂宁人，是位副榜举人，学识渊博。他虽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目，却喜谈“太平天国”“义和团”掌故及《水浒》《说岳》等故事。对杨闇公说来，后者更具有吸引力。杨淮清喜好读书，娴熟经史，常对儿辈谈论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高风亮节，这对杨闇公亦颇有影响。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屡遭失败，但是，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却是不容阻遏的。杨氏家族的新一代就已经有人转向于对新的时代激流的追求。杨闇公的大哥杨剑秋于光绪年间远涉重洋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日本期间，杨剑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二哥杨衡石亦去成都进了铁道学校。堂兄杨宝民（尚懿）于1906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3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去湖南与程潜等组织湘桂联军，辛亥革命后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的事迹对杨闇公教育很大。此外，族中还有人去法国留学。外出参加革命或求学的年轻人常于家书中介绍天下大势和救国救民的道理, 这成了杨闇公接受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渠道。杨闇公有兄弟姊妹多人，生母、继母对他都很喜爱。他倔强、好动，不愿受封建礼教羁绊，好打抱不平，喜欢同穷苦人家的孩子玩耍；还常随族中雇请的武术教师练习拳法，尤其爱好使枪舞棒、骑马射箭。杨氏家族在镇上办了 “团练”，杨闇公因此有机会接触枪械。有一次，他拿了一支步枪在家中比试，使家人惊骇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杨闇公对虚伪的封建礼教日益不满，对族人中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越来越厌恶，对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非常忧虑。1911年，清朝的四川总督在成都凶残地镇压参加保路运动的群众，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杨闇公经常听到人们议论这件事，对国家大事更加关心。正在这时，双江镇福音堂的学校里来了一位语文教师杜焕堂。这人二十来岁，身材高大，为人耿介，性情开朗，既有学识，又关心时事，且喜打抱不平，因此，不久就在镇上出了名。杨闇公平时对“洋人”是很反感的，对读圣经、做祷告更不屑为，故不愿到教堂去。然而，由于他对杜焕堂十分仰慕，便特地去听杜先生讲语文课并请其指导作文。杨闇公第一次晤见杜焕堂时，便颇有些愤世嫉俗的言论，给杜焕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学校里已不作八股文了，但杜焕堂还是习惯于从经传中选取名言为学生的作文 命题。他从《尚书》《周官》中选出了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两句话，作为给杨闇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想要杨闇公写出一篇论述时事的文章，他解释题意说：一个国家在未遇乱时就应该治理好，不要到天下大乱时才去治理；而且，要在未经危难时就保卫好，不要等到危急了才去保卫。杨闇公听后表示异议说：“我的看法则不然，国家没有动乱，能治理好, 这不算啥，要是能把一个乱极了的国家治理好，才算有真本事；国家没有危险，能保卫它，也算不了啥，要是能把一个危亡的国家挽救过来，那才算有真本事。”杜焕堂听了暗暗吃惊。不久，杜焕堂又一次为杨闇公命题作文。这回选用了韩愈《进学解》中的一段话：“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他略略解了题意。杨闇公稍加思索，便陈述自己的见解说：“这个题上句很好，下句应改动两个字，即’行成于勇而毁于庸'。 没有勇气，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庸庸碌碌，就成不了事。”杜焕堂大加赞赏。杨闇公见老师在沉思, 又补充说：“我要从勇字上去做文章。”杜焕堂从此对杨闇公十分看重。夏季的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学生们在教室里不住地摇扇子。杨闇公从一位同学手中借过一把来摇，打开一看，见上面印着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禁怒火中烧。他气愤地说：“这是国耻!”随手将纸扇往课桌上猛然一击，纸扇被损坏了。这一举动使得杜焕堂十分惊讶。他非常佩服这个学生的强烈的爱国热忱。课后，他为杨闇公赔偿了一把纸扇。这个时期，杨闇公已深深感到周围的空气令人窒息，他渴望有机会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3年7月，报载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兴兵讨伐袁世凯。这时，杨闇公的堂兄杨宝民正在江西讨袁军中任总参议。杨闇公决定去江西投奔革命。杨闇公要去外地的举动，遭到家族中守旧势力的阻挡。他们一方面唯恐他房子弟外出留学做官的多了于本房不利；另一方面是由于思想顽固, 反对革命。杨闇公不顾刁难，愤然离乡，经重庆乘轮东下。轮船宜昌码头停泊时，却传来了赣宁之役失败的消息。江西讨袁军虽初战告捷，但在北洋军阀优势兵力夹攻下，先失湖口，再失南昌，其余各地讨袁军亦纷纷失利。“二次革命”于此告终。杨闇公已不能按原计划去江西，便决定径直前往上海，与不久前从日本留学归国到达上海的大哥杨剑秋相会。堂兄杨宝民于湖口起义失败后也避居上海法租界，以行医为掩护，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杨闇公见到杨宝民时，表明自己的来意说：“我是来革命的。”杨宝民便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当杨闇公得知国民党正在进行秘密活动，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时，便向杨宝民提出了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的迫切要求。由于考虑到杨闇公尚未成年，需要继续学习，经杨剑秋与杨宝民商定，建议杨闇公攻读军事，以便将来从事武装斗争。杨闇公欣然同意。当时，冯国璋任江苏都督，在南京开办军官教导团。杨宝民便托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官彭维翰保介杨闇公进入该团学习。杨闇公进入军官教导团后，频繁往返于沪宁之间。他每次到上海，都要打听反袁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1915年，杨宝民要去新加坡参加国民党的“南洋会议”，临行前在上海寓所与杨闇公商讨今后行动计划，相约于反袁起义军打到长沙流域后，由杨闇公联络军官教导团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军官积极响应。军官教导团的学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冯国璋系部队选送的在职军官；二是从社会上招收来的青年。杨闇公在学习期间，同一位选送入学的姓萧的年轻团长相结识。萧团长富于革命热情，杨闇公与之过从甚密，两人意志相投。萧团长后来被调往江阴炮台任要塞司令，杨闇公亦准备毕业后去江阴任职，以便按照与杨宝民的约定行事。杨宝民离沪后，杨闇公仍常到上海，与长期住在杨宝民家中的国民党人赵锡昌联系。为了准备进行反对袁世凯的军事行动，杨闇公在上海秘密筹集和运送军火。外国巡捕为此追捕他，他穿弄堂、越屋顶，机智脱险。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首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这时，杨宝民亦被派往云南, 任护国军财政厅长兼民政厅长。护国军很快进攻四川、贵州和广西，贵州和广西亦相继宣布独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云南护国军的讨袁通电发表后，杨闇公遂于1916年初赶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升起义旗，因事机不密，起义遭到失败，杨闇公遂与要塞司令逃亡上海。1917年，19岁的杨闇公渡海去日本。当时，杨闇公二哥杨衡石亦在日本明治大学专攻经济。杨闇公到日本后，先就读于成城学校补习日语，1918年转入日本士官学校，仍攻读军事。在成城学校读书期间，杨闇公积极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日本警视厅却以读书会未经学校当局批准为借口，拘留了杨闇公。几天后，以无罪释放。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潮流已在日本兴起，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杨闇公亦开始阅读《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神髓》等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使他的革命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日本，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大规模集会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为了参加爱国活动，杨闇公连夜奔走，四处联络。当时，中国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江庸是杨闇公的亲戚。江庸见杨闇公在爱国活动中十分活跃，便希望他看在亲戚份上，设法缓和学生的示威活动，杨闇公却不予理会。当日本宪兵队的马队向请愿示威队伍冲闯，日本警察挥舞棍棒毒打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时，杨闇公怒不可遏，奋不顾身救护被殴打的同胞，并与 日本宪警进行搏斗。东京警视厅遂以所谓违反治安罪，将杨闇公逮捕入狱, 判处8个月徒刑。这是杨闇公在日本第二次身陷囹圄。岀狱后，杨闇公于1920年被迫离开日本返回祖国。1920年秋，杨闇公经上海回重庆。在家中，他说服父亲解除对子女的封建礼教束缚，允许姊妹和侄女们跨出家门，走向社会，接受新思想。他购买了许多新书报给弟妹们阅读，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的提倡下，几天之内，从老母亲到年轻的姊妹，都把裹脚布扔掉烧毁了。1921年冬，杨闇公去成都，参加了成都留日学友读书会。当时，有一些留日学生在成都教育界工作，杨闇公通过读书会同他们联系，以便发现志同道合者。1922年，他结识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的童庸生，不久，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闇公与童庸生关系十分密切，童庸生到重庆后，杨闇公仍经常与他通信。杨闇公还认识了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的吴玉章。吴玉章在四川有很高的威望，深受进步青年的仰慕。杨闇公非常尊敬吴玉章，认为他学识有根底，绝非一味大言欺人，口上挂招牌之辈所能比拟。杨闇公和吴玉章等人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组织进步学生深入工厂，发动工人罢工，并组织工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这时，恽代英因在泸州进行革命活动被军阀赖心源扣押，吴玉章便去电泸州保释恽代英，后来又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经吴玉章介绍，杨闇公与恽代英相识。恽代英在成都教学很受青年欢迎，他团结教育了更多的进步青年。1923年秋，吴玉章介绍杨闇公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于这年8月，作为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的团长, 率部队在大足县同吴佩孚派来侵川的黔军王天培部激战受伤，正在成都就 医。杨闇公对刘伯承十分钦佩，认为他机警过人，且很勤学，头脑异常清晰，又兼有远大志向，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故把他当作自己最折服的朋友。杨闇公常常同吴玉章、刘伯承在一起谈论时事，研究革命问题。辛亥革命后的10多年间，大大小小的军阀把持着中央和地方政权，争权夺利，内乱不已，把国家的政局整得“愈趋愈下”，整个社会呈现岀“祸乱相寻，民穷财尽”的悲惨景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这使杨闇公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失败，中国虽有“民国”之名，实际上 “与共和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明确地指出：对掌握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大小军阀，绝不能抱有幻想。“如要望这一般幸运儿整治清平，真直俟河之清。”他认为，不能“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因希冀是自杀政策”“不能解决我们的苦痛”，因此，革命者必须 “努力奋进”，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行斗争。而要担负起这个无可旁贷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与工具”，“择优秀分子为中坚的骨干”，使之成为解放运动的“中坚人物”。基于这种认识, 杨闇公便同吴玉章等筹建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1924年1月12日，一个叫作中国青年共产团（开始简称C・Y，不久 改为Y・C）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成都市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的寓所里宣 告成立。在一间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画像的房间里，20来个人举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会议，大家热烈地讨论并通过了一周以来已经过两次研究的中国Y・C团的纲领、章程和各种议案，推选岀吴玉章、杨闇公等6人为负责人。中国Y・C团是按照“横的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纵的方面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它有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发表在1924年5月1日出版的中国Y・C团机 关刊物《赤心评论》创刊号上。在筹建中国Y • C团的过程中，杨闇公十分重视使组织具有战斗力。 他主张中国Y・C团釆取“三级制”，使工作任务能够落实，避免岀现只好空谈，什么事也不能做的现象。中国Y ・C团成立的当天，杨闇公就决定对团员“当设法接近，藉以考察其办事能力及品格”。当有的团员因受 “社会的魔力”的影响而精神不振时，他就积极进行教育，对之“投以补剂”，并“觅医与他注射点兴奋剂”。当其经过教育，精神振作起来并有了 “发奋为雄”的决心时，杨闇公又“全力扶持他，并不时的告诫他”。有的成员因恋爱观不正确陷于情网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时，他就“大力相劝”。总之，他很注意在革命组织内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主张革命组织的发展应持慎重的态度。他在与童庸生通信时，“力说不宜滥收同志”。中国Y・C团成立的初期，在吴玉章、杨闇公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革命活动。一是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鼓动工作。中国Y • C团刚成立时，由杨闇公担任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微波》，揭露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1924年5月，由成 员积资创办了16开铅印月刊《赤心评论》。杨闇公积极参与筹办，把它看作中国Y・C团的化身。《赤心评论》第一、二期分别刊载了中国Y・C团 的纲领和章程，第一期是纪念列宁特刊。这个刊物连续几期刊登了《列宁年谱》，宣传列宁的革命业绩。中国Y・C团成员吴玉章、曾凡觉、郭祖劫、张克勤和吕渺崖等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苏俄情况和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文章。他们呼吁联合国内被压迫的人民，建立国内统一战线，向军阀官僚和资本帝国主义施行总攻击，实行国民革命；联合世界各被压迫的人民，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向国际帝国主义施行总攻击，实现世界的社会革命。他们热情地表示：愿做警世之钟、助战之鼓和红军之急先锋，拼尽同仇之血，组织二十世纪之文明。杨闇公曾积极为《赤心评论》撰稿，后来，他离开成都，仍长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二是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从各方面罗致人才，培养群众运动的骨干。中国Y・C团成立后，就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决定。这个研究会是以王右木领导的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为基础扩大而成的。4月13日，社会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这天是星期日，上午9时杨闇公赶到会场，见70多人济济一堂，这显示了中国Y • C团3个多月来的工作成绩，他十分高兴。特别使他兴奋的是，到会的人中有5名是工厂里的职工。他想，这些“被压迫而欲待救于人的，也因自身的关系出而奋斗了。 此后善于指挥，会内必能物色些人才来”。开会时，吴玉章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为题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是“普遍于全世界”的“最伟大最新颖的潮流”，“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它有实现的可能性”，“实行社会主义以扫除资本阶级，消弭国际战争，也是时势的要求”。他号召中国人民“对于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明辨而后笃行”，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三是同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道派人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去开展工 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1924年5月1日，中国Y・C团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区的组织在成都少城公园联合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会前，杨闇公、吴玉章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进行了积极筹备，他们派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工农和学生群众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驻守成都的川军第二军军长、四川军务督办杨森曾表示欢迎大会召开。但在大会召开的前夕，杨森又凶相毕露，立即调兵回城，实行戒严。政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5月1日早晨6点钟，杨闇公拿出前一天夜里准备好的演说词，又重新琢磨了一遍。8点多钟，他同几个中国Y・C团的成员一道赶赴会场。看到杨森的军队荷枪实弹地把守着少城公园的大门，他非常气愤。杨闇公轻蔑地从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面前走过。这时，汇集在会场中的群众已有2万多人，其中一大半是工人。看到被压迫的工人已经团结起来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看到中国Y・C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农群众已取得一定成果，杨闇公高兴极了。10点钟，大会开始，杨闇公满怀激情地登上讲 台，发表了题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的讲演。杨闇公热情洋溢的言词，深深地打动并有力地吸引了广大群众。接着，他历数了日、美、英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戾行径和封建军阀投降媚外、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最后，他呼吁可敬可爱的青年志士们加速团结，“顶天立地竖建民族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大义，系统的宣传，严密的组织，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 为继承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杨闇公的演说博得了 全场群众的热烈掌声。讲演结束后，群众正准备游行，四川军务督理署秘书秦正树突然跑来对大会主持人杨闇公等说：“军长有命令，阻止游行。” 这个消息传开后，大家十分愤慨。杨闇公等为了避免群众遭到无谓的牺牲, 遂决定停止游行，但组织人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揭露军阀压迫人民的罪行。直到午后1时，参加集会的群众才散去。五一群众大会是对中国Y・C团和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的一次 很好的检验。反动派用武力威胁的办法进行破坏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国Y・C团和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活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对反动派的威胁。杨闇公十分勤奋好学。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一早一晚都要刻苦攻读。杨闇公在阅读各种书籍时，十分注意取法前人的长处和经验，作为自己同“恶社会”抗争、与“恶魔”斗争的精神力量。在成都的这期间，杨闇公在生活上是相当困难的。他的一家分住潼南、成都和重庆三处，成、渝两处的生活费用均来自潼南，而在潼南经理家务的两个哥哥当时生活相当放荡，弄得家事日非，经济颇为拮据，以至于要变卖掉一些田产。1924年春，他们竟有50多天不给成都家属以银钱接济， 使家中生活陷于困窘，欠债无法偿还，房租不能支付，弟妹学费没有着落， 有时候甚至要闹到“陈蔡绝粮”的地步。这使杨闇公感到非常苦恼。他自日本归国后，一直投身革命活动，没有找到适当职业。有人亦曾为他在军阀部队中谋得一个差事，但他认为：“吾川的军人寡廉鲜耻到了十二万分”，所以他“不愿与若辈为伍”。这就使得他在生活上要仰赖于家庭。为了解除当时家庭经济的困境，家里准备变卖应由杨闇公继承的胞叔杨霞峰的200亩田产，杨闇公毅然表示放弃对这份遗产的继承权。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对变卖遗产，他没有丝毫意见，即使把应由他继承的全部产业都卖掉，也异常赞同，绝不阻挠。杨闇公感到苦恼的是，父亲并不了解自己。他已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大志，还有什么必要继承遗产呢？放弃对遗产的继承权，是杨闇公背叛封建剥削家庭，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行动。五一群众大会后，吴玉章的安全受到威胁，被迫与刘伯承一道，经贵州、湖南去上海。这时，杨闇公亦决计出川一行。5月3日，中国Y・C团在杨闇公寓所开会，推举曾凡觉接替杨闇公的职务，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这是杨闇公最后一次参加中国Y・C团的会议。4、5两日，团员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杨闇公合影留念并宴请他。杨闇公与中国 Y・C团的青年伙伴们握别时深情地说：“我不久就要回来的。”

1924年5月7日，杨闇公离开成都，经乐至、遂宁回到潼南双江镇。由于交通不便，这段旅程花了4天的时间。他在家里只住了一个星期，便乘轮经合川到重庆。一出成都，杨闇公就见遍地种着鸦片，而军阀政府还公然贴出收烟捐税的告示，对种烟不但不加禁止，反而借此大发横财。杨闇公感到“真是可恨极了”。他看到，即使在偏远的乡村，帝国主义也设立了福音堂，以此来麻痹和奴役中国人民，他不禁感叹这真是“可怕的一件事”。他又目睹军阀军队到处横行霸道，坑害百姓，沿途遍设关卡，敲榨勒索。仅从土沱到相国寺这一段只有一二十里路的航程，就有13道关卡。他越是注意考察社会现状，就越是感到应当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最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在双江度过的那一个星期。他看到杨氏封建大家族呈现岀一派窘困衰败的样子。两位兄长不务正业，族中不少纨绮子弟非嫖即赌，坐享先人遗荫，花天酒地，利之所在，便尔虞我诈，钩心斗角。 他难以忍受那腐败的环境，很快便离开了。杨闇公到重庆后，立即去找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区组织的负责人童庸生。他们交换了成、渝两地革命活动的情况并研究了今后的任务。5月31日，他应邀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区组织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举行的欢迎会，作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演，强调青年不要漠视政治。他说，如果我们不努力从事政治活动，就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端午节的前一天，杨闇公与童庸生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附近一个前临长江的幽静处所，一面远眺对岸雄伟葱翠的南山和真武山，观赏江面上龙舟竞赛，一面纵谈天下大事。童庸生用深沉的目光看着杨闇公说：“我们这些’清教徒’ 若只努力于宣传，不与’受洗’的朋友觅一乐地，那将会使他们失望的。” 杨闇公认为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看法，同自己的见解完全相同。他们都认识到，不仅要努力于宣传工作，还必须组织群众进行实际斗争。6月初，重庆市的一些中小商入组织商业共进会，并举行全市性罢市以抗议军阀刘湘的压迫。杨闇公立即找童庸生商量，决定组织青年团员去帮助中小商人开展这一斗争。他认为，这样做既声援了缺乏组织力量的商业共进会，使他们的斗争收到预期的效果，又可使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在这个问题上，杨闇公初步显露了革命活动家的才华。在童庸生的热忱赞助和支持下，杨闇公于1924年6月初乘轮东下，前往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寻求党的指导。杨闇公在上海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恽代英与之谈话时，非常强调革命工作要从实际入手，重视行动，反对只唱高调而漠视现实的一切。由于恽代英所谈的问题同杨闇公的主张颇相一致，故谈话十分投契。在上海期间，杨闇公还访问了一些川籍的国民党人士，谈论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状况。7月底，离沪返渝。归途中，他在轮船上抓紧时间学习了《唯物史观浅释》等书。轮船在中途停泊时，他便下船与劳动群众接触。杨闇公回到重庆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他被选为团地委书记。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后，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亦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这段期间，杨闇公全力以赴做团的工作。他同中国共产党特派员萧楚女取得了联系。萧楚女曾于1922年至1923年来重庆、万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秋，再度奉派来重庆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并筹建党的组织。1924年秋，童庸生一度离渝去涪陵，但杨闇公经常与之在书信中商谈革命工作。在青年团的活动方面，杨闇公还以罗世文为骨干，并得到了他的密切合作。杨闇公十分重视在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加强团的建设。他认为， 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因而无论哪一派军阀后面，都有外国帝国主义作背景。因此，无论哪一派军阀掌握政权，国家都得不到好结果。但是“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破隙，不久自然要崩溃的”，所以“我们目前所要努力的，是在宣传和组织两样上，尤其是要使敌我的界限分明，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他提出的这个团的工作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很重视从组织和思想两个方面来进行团的建设。在组织建设方面，他批评了发展工作中“收人太随便”和组织涣散的不良倾向。要求发展成员时，“要考察他的过去的历史和他目前的动作、人格”。“对于团员要有训练和有严格的纪律。”要将“扩大组织与严整组织” “二者并施”，即是将发展组织与巩固组织结合起来，“二者万不可偏废”。然而，他尤其重视思想建设。他指出，革命组织之所以产生涣散的现象，全是由于有些人“脑海中空无所有”，对于精神涣散的人，“非有一种强烈的兴奋剂不能惊醒其迷梦。故今后应当注意他们的弱点，切实的训练其人格，培养其意志”。这就是要加强思想教育，使团员都能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对领导者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重庆地区团的工作颇有起色，杨闇公也更加为同志们所信赖。1924年秋，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掀起爱国反帝运动新高潮。杨闇公和萧楚女等也发动重庆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建立了四川反帝大同盟，开展爱国反帝的宣传。同年11月，在他们的领导下, 又组织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一一四川平民学社，总社设在重庆。杨闇公在该社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组织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鼓励大家要努力工作。四川平民学社开办了平民学校，出版了刊物——《爛光》，广泛地联系并发动了群众。杨闇公和萧楚女还发动各校进步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或读书会，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问题，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德阳丸”在重庆私贩劣市，扰乱市场金融。重庆军警团督察处派员上船搜査，竟遭日船人员殴打，其中4名检查人员还被抛入江中淹死。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德阳丸案”。事件发生后，重庆各阶层爱国群众纷纷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提出强烈抗议。萧楚女、杨闇公等四出奔走，联络各团体组织了抗议“德阳丸”暴行的重庆人民外交后援会。他们还通过四川平民学社广泛动员群众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四川军阀展开斗争。杨闇公多次在各团体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进行宣传鼓动。12月13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举行声讨“德阳丸” 暴行的群众集会，萧楚女发表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到军阀政府驻地请愿，杨闇公被推举为请愿的总代表。当队伍行进到省长公署时，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一个个都溜之大吉了。这 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革命群众运动正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重要表现之一。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自广州北上，呼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反对军阀专制，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杨闇公非常敏锐地看出了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国民会议是中国目前政治上所必需的”，是“对症的良药”，我们的责任是从团结民众着手，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列强的经济羁绊；对内铲除封建的割据，实现平民政治，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为此，他提岀了 “向民间去”的口号。他嘱咐同志们要努力以种种方法去唤醒民众，纠正一般人向来对政治毫不过问的倾向，使他们深切地感觉到政治与自身的问题是离不开的，政治非归入人民之手，便无摆脱压迫的可能性。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指示，多次与童庸生、罗世文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确定了在重庆地区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策略，这就是发动青年团员积极投入运动，尽力掌握各进步团体，早日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国民党右派，要有分寸地同他们开展斗争，先是监督他们对运动的不努力，第二步才攻击他们向右的倾向。这段期间，杨闇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写文章、作讲演、主持会议、指导基层的活动。为了抵制段祺瑞企图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政客参加的所谓“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他决心用“积极的手段”“拼命的做去”，以便迅速地把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即使在身染疾病的情况下，仍四出奔波，甚至在病榻上还与来访者研究问题。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杨闇公曾多次带领团员和积极分子在1925年的春节期间到南岸真武山向群众宣传。原来，每逢春节，到真武山进香和游览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一般市民。杨闇公便利用这个机会，把团员和积极分子编成小组，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这年正月初二，杨闇公一连讲演了八次，声音都嘶哑了。这样的宣传活动一连搞了数次，杨闇公讲演的内容是《被压迫者与国民会议》，也讲了破除迷信问题。开始时，他讲的道理深了些，群众不甚了解，他发现后立即加以改进，注意釆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尽量避开名词术语，并着重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越讲越有引力，听的人个个点头称是。有人称赞说: “国家大事像这样做就好了啊!”有位老农民问杨闇公：“我们可以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吗?”群众听讲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恨得咬牙切齿，有的人当场哭了。大家还把杨闇公围在中间，要他再讲。群众的热情使杨闇公深为感动。从多次宣传所收到的良好效果中，杨闇公感到，只要热忱地 向群众讲清道理，就能启发他们的觉悟，并推动他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由于有了杨闇公等的周密筹划和几个月来群众工作打下的基础，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5年1月18日正式成立。杨闇公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接着，杨闇公又排除了国民党右派人物的干扰，使国民会议促成会顺利地选出了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重庆地区的代表有童庸生等4人。与此同时，棊江县也推选出邹进贤、危直士等4名代表。2月27日，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有14000多人，其中工人占一半以上。杨闇公是大会主席，他报告了促成会成立的经过并阐述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大意义。去北京的代表也发表了演说。接着，大会顺利地通过了由杨闇公提岀的增选两名女代表的提案。至此， 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完全胜利。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进到夫子池时，杨闇公再一次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3月初，去北京的代表先后分两批启程。行前，萧楚女和杨闇公教育他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重大任务，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开好会议。那时, 外出开会得自筹路费，到北京一趟，每人大约需80大洋。经济困难的代表不仅要放弃自己的工资收入，还要借钱做盘川。杨闇公向代表们作临别赠言时说：去北京开会是“势事使然”，要“有眼光，有勇气”去克服困难, 不能“因小而舍大”。萧楚女也对代表们说：“你们去北京开会，既是参加斗争，又是去受教育，再困难也要去。”代表们深受鼓舞。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突然传来了孙中山病逝的噩耗。3月14日，杨闇公在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会议上提议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党的领导下，各进步团体组成了重庆市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委会，萧楚女、杨闇公等被推举为负责人。4月7日，各界群众8000多人在打枪坝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萧楚女、杨闇公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情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宣传他 “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党团组织还动员大批学生与工人组成宣传队，在市中区、江北和南岸等地的大街小巷向群众讲演。当时，杨闇公在重庆二府衙街70号的寓所，经常是宣传队员聚集和休息的地方。富于爱国心和同情革命的杨淮清，十分热情地赞助青年人的革命活动。由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追悼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自从国共合作以来，萧楚女、杨闇公和童庸生等在党的领导下，利用统一战线这个有利条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初步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发展了共青团的组织，并为筹建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样，就为迎接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到1925年的春天，杨闇公已担负了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任务。这时， 萧楚女把自己介绍的新党员带去会见杨闇公。这年3月中旬，杨闇公还利用与赵宗楷举行婚礼的机会，接见了新党员。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开枪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消息传到重庆，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义愤。杨闇公同冉钧、罗世文等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一道，领导各进步团体成立反抗英人残杀上海华人重庆外交后援会，并组织共青团员和爱国学生到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经过杨闇公等的筹划和发动，重庆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于6月25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散发传单，向帝国主义提出强烈抗议。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自7月1日起，重庆市人民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码头工人拒绝为英日商轮装卸货物，广大群众坚决抵制仇货。英帝国主义者恼羞成怒，竟派水兵登陆，在龙门浩隆茂洋行一带，破坏爱国反帝宣传，拘捕爱国学生 数名。次日，残暴的英国水兵又刺死中国群众数人，制造了 “龙门浩血案”。全市人民怒不可遏。杨闇公和党团的其他负责人当即决定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坚决把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于是，提出了惩办凶手、赔款和要英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正义要求。至此, 愤怒的群众迫使外国企业和洋行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并停止了对外国领事馆、企业和洋行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使帝国主义者遭到沉重的打击，为了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力而开往重庆江面的两艘英国军舰也不得不离去。革命形势的发展，亟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培养大批骨干。1925年8月，吴玉章由广州返回重庆，着手整顿四川省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同杨闇公、冉钧等商量筹办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由于吴玉章1916年在法国同蔡元培发起组织过法华教育会，1917年又在北京参加开办留法预备学校，所以便将拟议中的学校定名为中法学校，其大学部名为中法大学。不久，杨闇公租得通远门外大溪沟谭家花园内一幢旧式楼房及其附近的几处民房作为校舍，办起了中法学校附属高初级中学，招收了两百多名因闹学潮而被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与闻风而至的进步青年，作为第一批学员。9月4日，中法学校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年底由萧华清接替），杨伯恺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和漆树禁等为兼职教员。学校开办不久，杨闇公亲自布置第一期学生到磁器口的几个丝厂去组织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条件很差，学生们只能在一些竹木捆绑的四 周通风的房子里办学，给工人上课，晚上就在这里住宿，伙食问题也是自己解决。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学生们在思想和工作能力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所学校到1927年初发展到1000多人，教育了大批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其中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有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创办中法学校的同时，杨闇公还领导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培养党团基层组织的骨干。训练班每周开两三次会，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传达党的指示。主要由杨闇公、冉钧上课。杨闇公派任煜为这个训练班的教务长。经过几年的筹建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建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的统一组织机构的条件已经具备了。1925年冬，全省共产党员聚集于重庆中法学校举行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 选举杨闇公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因吴玉章当时不在重庆，遂由周贡植代理，后来为钟梦侠接任)，加强了党对全川革命工作的领导。在筹办重庆中法学校期间，吴玉章、杨闇公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四川 的国民党组织作了进一步整顿，并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移至重庆莲花池。杨闇公负责省党部的实际领导工作。10月底，省党部通知各县、市党部就地选举四川省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的有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廖兰君(廖苏华)、廖划平和黄复生等。除黄复生外，其余5人都是共产党员。选举结果表明，2个多月以来四川省国民党组织经过整顿，左派已占据很大优势。11月，杨闇公和吴玉章等离渝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杨闇公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大会从1926年1月1日开幕至19日结束，杨闇公始终密切关注大会的动向，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并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二大所采取的拥护左派、拆散右派，遇事主动让步，但以不动摇根据地为限度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适应了客观环境的需要，有利于目前进行的工作。他拥护大会发表的重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目标和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言，对大会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并将谢持、邹鲁、石青阳、马君武等右派开除出国民党表示十分欣喜，以为这是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大会选举中央机构时，杨闇公担任唱票工作，他对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各部感到很高兴。大会期间，杨闇公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出汪精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暗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不满是“有用心的”，他的革命是不彻底的。蒋介石这时正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一些人还为他的 “左”的言词所迷惑，在他讲话时，竟出现了与会代表“起立致敬”的场面，杨闇公却轻蔑地认为这简直是“笑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报告抹煞一切工农曩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也是“有用心的”。他对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十分推崇，认为较其他报告都“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对恽代英的报告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颇多中节”。杨闇公在会外也很活跃，他除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外，还发起成立四川革命同志会，并亲自起草章程。他想通过这个团体，把在粤的四川革命同志组织起来，使之具有正确思想，以免受到反动派的迷惑，便于他们将来返川进行革命工作。杨闇公在广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对 四川党的工作曾作指示，要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对四川军阀采取“前顶后拖”的办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向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 要取武汉，驻守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四川同志要负起这一方面的工作。”国民党二大以后，杨闇公、童庸生先期回川。不久，吴玉章亦来重庆。当时，刘伯承也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经杨闇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闇公曾要他去广州看一看，并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们遵循中国共产 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讨论并研究了当前的工作，决定由杨闇公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吴玉章负责继续整顿四川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人物和军队中开展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许多县、市都成立了国民党党部，重庆、成都等地均组织了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3万~4万人，营山、南川等地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兵运工作亦有相当进展，党已争取并掌握了部分军阀部队，使之有的同情革命，有的在后来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杨闇公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四川地区进行革命工作的同志应当认识，“扩大四川的民众力量，才能使全国革命成功。而加入革命的人们，才能变为真正的革命者”。他特别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的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四川的革命基础巩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不致因环境变迁而动摇本党在政治上的地位”。杨闇公经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为了开展全川的农民运动，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派了一些干部到各地去组织农民协会，此外，还派遣20多人去广州到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当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向革命人民发动猖狂进攻时，杨闇公坚定地领导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给予坚决回击。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时，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通过莲花池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在打枪坝召开各界群众纪念大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 行。但是，在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徐孝匡、杨叔明把持下的重庆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却不参加大会。国家主义派分子还大放厥词, 辱骂革命群众是“卢布虫”，胡说五卅惨案是共产党制造的。会后，重庆 《新蜀报》在报道大会消息的特稿的标题中，标明了 “惟联中女师不参加大会未免美中不足”。国家主义派遂以此为借口于次日纠合几十名学生到《新蜀报》报社起哄，要挟报纸刊登启事赔偿两校名誉损失，并强使主编周钦岳到二女师，要他向学生鞠躬赔礼。杨闇公闻讯后立即赶到报社问明情况，并布置“全面反击”。各报社成立了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第二天，各报均辟专栏揭露国家主义派的暴行。各进步团体纷纷发出“快邮代电”，各方面进步人士亦发表谈话支援新闻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不久，成都、泸州、顺庆（即南充）等地的新闻界亦起而响应，这就形成了全川舆论界对国家主义派的总进攻。这个斗争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使徐孝匡、杨叔明处境十分狼狈而孤立。他们不得不被迫托人岀来调处，并在各报刊登道歉启事， 最后只好离开重庆教育界。在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和杨闇公领导下的这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大获全胜。这时，国民党右派已在重庆另立伪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同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相对立。右派省党部经常肆意挑起冲突，对莲花池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大打出手。有一次，中法学校的一支学生宣传队在街头向群众宣传北伐胜利的消息，却遭到右派的袭击。一些学生挨打受伤，鲜血直 流。杨闇公闻讯后，立即赶到刘湘军部（北伐军进入两湖战场后，捷报频传、声威大震，刘湘迫于形势，将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面见刘湘，痛斥了右派的罪恶行径，并严正指出：“实在不能容忍伪省党部再存在下去了。”这时，几百名革命群众用滑竿抬着受伤的学生来军部请愿。群众高呼：“打倒伪省党部!” “请刘军长严惩凶手!”等口号，要求刘湘维持社会秩序，缉拿凶手，并取缔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刘湘此时既以易帜改号，当然也就装出“革命”的样子，他当众下了一道查封伪省党部的命令，并派人去取下了伪省党部的吊牌，伪省党部就这样被查封了。9月初，正当北伐军打到武汉时，发生了英国军舰在万县向中国军民开枪开炮，造成数百间房屋被毁、近千人伤亡的九五惨案。事件发生后, 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立即发动全川人民掀起反英浪潮。9月7日，成立了万县惨案重庆国民雪耻会，杨闇公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各进步团体相继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斗争。9月9日，“雪耻会”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反英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十多万人。杨闇公强调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彻底实行对英帝国主义经济绝交。党组织还通过“雪耻会”组织了纠察队，严禁英货行销，并防止奸商的破坏活动，使市面上 “洋油”“洋烟”很快绝迹。愤怒的群众又查封了大量英国制造的哈德门 香烟和布匹。这期间，党还组织英国企业中的华工开展了罢工斗争。杨闇公在革命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非常关心弟妹和侄儿侄女们 的进步与成长，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经常向他们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走向社会，参加实际斗争。在他的教育帮助和 带动下，仅重庆二府衙家中的弟妹和侄女中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就有六七 人。杨闇公的五弟杨尚昆于1979年12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我家可以成立一个支部。”1924年，杨尚昆还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时，杨闇公就介绍他同一些进步青年结识，并参加他们组织的读书会。1925年，杨尚昆到重庆后，杨闇公经常叫他从事刻蜡纸、印文件、给党内同志送信当交通员等实际工作。党的地委常在杨闇公家中开会，有时作记录的同志不在，杨闇公在征得与会同志的同意后便叫杨尚昆作会议记录。杨尚昆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迅速成长起来。1926年，杨尚昆将要去上海求学，父亲和二哥认为国家贫穷落后，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救中国，主张让他去学工；杨闇公却不同意。他说, 国家惨遭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靠“工业救国”只是幻想，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杨闇公力主五弟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上海大学。 结果，杨尚昆进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行前，杨闇公把五弟托付给一 位地下党员，并给五弟带去了给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一封介绍信。不久，杨尚昆即被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尚昆为中国革命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他认为闇公四哥是自己早年革命的引路人。

1926年秋季以后，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一面继续大力发展工农运动， 一面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大抓军事斗争，以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这年10月，吴玉章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派刘伯承到四川做军事工作，建立革命武装或策动部分军阀部队起义。刘伯承回四川后，向朱德、杨闇公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随后，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了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一方面努力争取四川所有军队都倾向国民革命而反对北洋军阀，以此抑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另一方面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部分军队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配合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在四川也已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其一是驻合川的江防第二区司令黄慕颜的部队。党曾对黄慕颜进行争取教育，经杨闇公、童庸生介绍，黄慕颜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中有党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还开办了培训骨干的学生队，并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国民党的区分部。其二是驻顺庆的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其三是驻泸州的赖心辉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此外，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掌握了数千人的团民武装，邙继勋在彭县、崇宁掌握了部分江防部队，潼南、棊江等地的共产党员亦掌握了部分团队。这说明，党要从军事方面在四川开创一个局面是有一定基础的。1926年秋，由杨闇公主持，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了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团各级12个单位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杨闇公在会上提出了 “响应北伐，会师武汉” 的口号。会后，杨闇公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和皮光泽（驻泸州部队）等6个部分的代表留下，向他们正式公布了关于举行顺庆、泸州起义的决定，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刘伯承当时尚不在重庆，但他来渝后便立即到合川向黄慕颜作有关起义的军事部署。他们筹划由黄慕颜伪称调防成都，率领所部开赴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会合，挟持何光烈就范，先在顺庆举事，再由袁品文、陈兰亭等在泸州发起响应，并迅速率部到顺庆与黄、秦、杜三部会合，以顺庆为根据地，将起义部队整编为6个师，向绥定（今达县）进击，消灭刘存厚部。然后挥师入陕，接应已由甘肃开入陕西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中原与北伐军胜利会师。商定后，刘伯承返回重庆。党组织又派遣童庸生持刘伯承亲笔信去泸州，指示袁品文、陈兰亭等按计划行动。1926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山学校举行。大会代表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杨闇公和刘伯承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杨闇公代表省党部作了《政治报告》《工人 运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报告》。大会通过了杨闇公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杨闇公的报告和大会宣言分析了全国和四川的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争取全国革命成功的任务。杨闇公强调革命事业的发展，要以充分发动群众为基础。大会通过了制裁国民党右派的决议案，选举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杨闇公、刘伯承、朱玉阶（朱德）等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是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各界群众不断同右派进行斗争的胜利成果，对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发展四川的革命形势具有深远影响。在这次大会期间，杨闇公坚持党的原则，正确处理了联合成都的“赤心评论派”的问题。早在1924年秋季，杨闇公就力促中国Y・C团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他曾多次写信给傅双无等，要他们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1925年春，吴玉章在北京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写信给杨闇公，请他宣布取消中国Y ・C团，其骨干分子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杨闇公入党后，亦曾多次写信给成都的中国Y ・C 团成员谈及这一问题。但是，吴玉章、杨闇公离开成都后，中国Y・C团即为傅双无所控制。傅双无好搞分裂活动，他和一些人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赤心评论》在思想上亦转入社会民主主义。傅双无等人常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区组织发生冲突。这一次，赤心评论社的傅双无和吕寒潭作为成都方面国民党左派的代表，趁来重庆开会的机会，向杨闇公提出了赤心评论社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杨闇公派遣任煜和党的成都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刘愿安等为我党代表，与傅双无、吕寒潭进行谈判。杨闇公指示我党代表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拒绝傅双无的集体入党的要求，只同意按党章规定，个别地吸收够条件的分子入党。由于傅双无坚持错误，在吸收赤心评论社成员入党的问题上没有谈妥，但是，我党代表在谈判中说服对方在革命运动方面与我党合作，达成了统一战线的协议，尽可能地团结了赤心评论社中坚持革命的分子。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袁品文、陈兰亭于12月1日在泸州兰田坝扣押了赖心辉的师长李章甫，宣告起义。起义部队在当天晚上击溃了李章甫3个团的兵力，占领了泸州城，接着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五路军（袁品文部）和第四路军（陈兰亭部）。12月3日， 顺庆方面的秦汉三和杜伯乾亦率部起义。这些行动都突破了原订计划。消息传来后，杨闇公忙将主持大会的任务交由其他人接替，他自己便与刘伯承等赶赴合川，负责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决定由刘伯承和黄慕颜率合川江防部队开往顺庆。12月9日，黄部与秦、杜的部队在顺庆会合。次日，在顺庆城内果山公园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宣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刘伯承就任总指挥之职，他在大会上号召起义军团结一致，打倒万恶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群众掌声雷动。顺庆方面起义部队改编为第一、二、三路军，一路军司令由副总指挥黄慕颜兼任，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担任二、三路军司令。这时，杨闇公派人送来一封密信， 说中共四川地委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立即向顺庆集中，嘱刘伯承、黄慕颜等人率部坚守顺庆。另一方面，杨闇公又派人送信给武汉的吴玉章，请求设法对顺泸起义予以支持。吴玉章便在武汉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按军事序列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番号，委派刘伯承为军长。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但右派谭延闿竭力阻挠这个议案的贯彻执行，幸有吴玉章力争，武汉国民政府终于公布起义部队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顺泸起义的爆发震惊全川，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之动摇，搞得军阀神魂不定，一部分军阀如邓锡侯等立即公开出兵镇压，另一部分军阀如刘湘、杨森等暂时采取观望态度，窥伺时机，再下毒手。四川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邓锡侯企图趁起义军立足未稳时，一举将其扼杀，于是下令“克日戡定，以免蔓延”。他派遣罗泽州部的6个营、李家钱部的2个团和陈书农部的2个团，将顺庆城团团围住。这时，刘伯承提出了放弃顺庆，乘虚攻入绥定，消灭刘存厚的兵力，待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后再整编入陕的作 战计划。但是，顺庆起义部队中的团营级军官眷恋妻子儿女，力主坚守顺庆；泸州起义部队将领则贪图地方盐税而滞留原地，不按预订计划行事。这就迫使刘伯承改变作战方案，决定集中火力攻破敌军一路。12月6日，刘伯承亲自指挥起义军向李家钰部猛攻，不料顺庆城内起义军一个连突然倒戈，敌军乘虚入城，顺庆陷落敌手。起义部队遂被迫转移开江。此时， 刘湘慑于北伐军的声威，尚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他已投靠蒋介石，正待机猛扑。杨森由于侧击武汉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正假意表示悔改，作出倾向革命的姿态，以求喘息。12月下旬，杨森假意邀请杨闇公、刘伯承和童庸生赴万县主持国民党党务并进行会商。利用这一机会，杨闇公、刘伯承和朱德等军委负责人在万县进行了会晤，他仍讨论了全川的革命军事问题，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移往泸州，委派刘伯承带领十多名政工人员立即赴泸，以加强对该地起义部队的统一指挥。刘伯承在杨闇公掩护下到达泸州后，整顿了部队，密切了军民联系，加强了防卫，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到1927年春季，四川的反动军阀已经和蒋介石进一步勾结起来，他们一方面处心积虑地要将泸州起义部队置于死地，一方面加紧策划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7年3月24日，正当北伐军占领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竟然无理炮轰南京城，造成2000多军民伤亡的大惨案，对中国革命进行蛮横的武装干涉。南京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各界人民无不义愤填 膺。杨闇公等党的四川地委负责人议定，并同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妥，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暴行，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传出后，重庆地区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已达白热化的程度。反动势力下决心要向人民开刀。3月下旬，刘湘在他的督办公署召集秘密会议，决定在召开群众大会时，暗中布置军队，以调停“工学冲突”为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负责人下毒手，并拟定了大屠杀的黑名单。刘湘还派人把蒋介石派到四川来的爪牙杨引之等请来充当大屠杀的指挥。这时，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共产党要暴动”啦、“工人学生要打洋人”啦、“打枪坝的群众要冲外国领事馆毁教堂”啦，闹得满城风雨。反动派就利用他们自己所制造的这类谣言作为镇压群众的舆论准备，并以保护侨民和领事馆、洋行为名，进行大屠杀的军事部署。3月30日，刘湘指使人对杨闇公进行恫吓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的大炮已脱了炮衣。”杨闇公予以严词拒绝。当天中午，杨闇公又得密报，说刘湘在军部召集秘密会议，准备破坏大会。针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设法采取安全保卫措施。晚上，杨闇公在党的秘密机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为党团地委的负责同志冉钩、钟梦侠、程志筠、 刘成辉、蔡铭钊、任煜和程仲苍等。会议决定，为了不向反动派示弱和不失信于人民，群众大会仍如期举行。杨闇公严肃而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与会同志一致采取宁愿牺牲也要开会的态度。接着研究了会场的警戒问题，确定了几项安全保卫措施：由工人纠察队负责在场内巡查；各校童子军携带木棍和绳套在会场四周警戒；各单位整队入场，不许闲杂人混入队伍等。杨闇公还说他已找过杨森部的向时俊，要他带卫队入场維持秩序。那天晚上，党的负责人还在川东师范学校召集工人纠察队员开会，要他们严守会场大门，并做好主席团的保卫工作。深夜，杨闇公去黄慕颜寓所（当时，黄慕颜正在重庆，请党的四川地委向武汉国民政府求援，并筹集款项接济驻开江的起义部队），嘱其次日一早赶到会场。然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3月31日，杨闇公很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赵宗楷说：“今天召开市民大会，我要早点去主持。”刚下楼，杨淮清就来劝阻儿子不要赴会。这几天来出现的种种迹象，使老人对闇公的安全十分担心。但是，杨闇公还是说服了父亲。正待出门时，却接到在刘湘军部当参谋长的一位亲戚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 好音。”杨闇公冷笑道：“威胁和利诱，对我都无济于事，我们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难道还有错么？！你们收买不了我，也阻止不了我。”说罢便慈爱地搂抱着不满一岁半的女儿赤化，亲昵地说：“爸爸死了，你可要给我报仇啊!”接着又深情地亲吻了睡在摇篮中的刚满月的小儿子共产，喃喃地说：“儿啊！你还在蒙胧地睡着，可爸爸走了啊！还能再见吗?” 杨闇公给两个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表示他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对 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此刻，家里的人正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听着杨闇公对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话。岀门时，杨闇公转向结婚刚两年的妻子说: “我走后，你赶快去妇联集合，如消息不好，即作准备。”他还叮嘱弟妹们都要去开会。然后，向家人挥一挥手，大踏步走了。杨闇公赶到会场后，中共四川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负责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冉钧、李筱亭、程秉渊（程子健）等均陆续来了。任煜也在主席台上准备作记录。各界群众队伍正举着队旗，敲着锣鼓，高呼革命口号，歌声嘹亮地涌入会场。沿途虽然军警林立，赴会群众却无所畏惧。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在认真地维持秩序，会场警戒很严密，杨闇公在主席台上密切注视着会场 动静，并嘱咐纠察队提高警惕。这时，军阀刘湘已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命令王陵基的部队包围会场，堵住了各个出口通道。而蓝文彬和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的反动兵士和团丁，则扮作工人模样，暗藏凶器，混入群众队伍或摊贩周围。当黄慕颜告诉杨闇公沿途所见情况和场内发现形迹可疑分子时，杨闇公非常镇静，要大家沉着应付，并增调童子军参加维持会 场秩序的工作。当大会即将开始时，会场周围突然响了一串鞭炮，接着场内外枪声四起，混在群众中间的暴徒一齐大打出手，他们抡起铁条，见人就打；抽出砍刀，见人就杀。顿时，会场秩序大乱。混乱中，匪徒们开始向主席台上的大会主持人冲击。正在台前制止反动派暴行的《新蜀报》主笔漆树叶首先被打倒并被拖岀会场，惨死于两路口的荒冢之中。主席台上 的其他负责人只得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由会场一角跳下高高的城墙。许多跳墙群众在城外又遭敌人伏兵袭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跳墙时摔死跌伤的也不少。这一天，被杀害的革命群众有四五百人，受伤者在千人以上。杨闇公由于跳墙后潜藏在通远门外一户农民家中，才得以脱险转移到江北。这就是蒋介石指使四川反动军阀制造的惨绝人寰的重庆三三一惨案。4月1日清晨，杨闇公毅然从江北回到城里，联络同志，布置工作。这时，反动派仍在继续实行白色恐怖。家里的人劝杨闇公暂避一下。他却用深沉的语调对亲人们说：“敌人虽然十分残酷，但我岂能顾及个人安 危？!”他抓紧时间勇敢机智地进行工作。晚上，杨闇公在妻子赵宗楷哥哥的家里召集党团负责人钟梦侠、任煜和刘成辉开秘密会议，说他要到武汉去向中央请示报告，叮嘱其他几位党团负责同志做好善后工作。4月2日，杨闇公与黄慕颜及六妹杨毅君搭上去武汉的“和平”号轮船。由于发现便衣特务跟踪，当夜又返回家中。次日，他化妆偕妻子赵宗楷及一位党员登上“亚东”号轮船。但遭叛徒告密。4日凌晨，“亚东”轮行至江 心，特务便开岀快艇和木船将轮船包围。杨闇公临危不惧，神色自若，迅速将身边隐藏的秘密文件吞咽下肚。特务以检查为名逮捕杨闇公时问道：“你是不是杨闇公?”他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那人说：“那你就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上我们才有命。”杨闇公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是什么东西？！你们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无立锥之地了。”当特务要将赵宗楷和同行的同志一齐逮捕时，杨闇公机智地掩护了那位同志。他故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要逮捕我，你先生为什么也要被逮捕呢?”特务们以为那位同志不是共产党员，立即把他放了。特务们将杨闇公、赵宗楷带上了囤船，杨闇公向周围群众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反动派制造三三一惨案的罪行，他大声疾呼： “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列强！反对蒋介石独裁！铲除军阀!”当特务强行将杨闇公、赵宗楷分别带走时，杨闇公沉着地对妻子说：“宗楷！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 你要好好抚养他们。”接着又说：“敌人眼看就要无立锥之地了，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全中国胜利的。”囤船上群众越聚越多，他们不顾特务阻拦，聆听杨闇公慷慨激昂的话语，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

两天以后，赵宗楷经党组织和杨淮清多方营救获释。杨闇公被关押在蓝文彬的监狱里受尽折磨。反动派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丝毫动摇不了杨闇公坚定的革命立场。审讯时，敌人用乱棍猛击杨闇公的双腿，强迫他下跪，杨闇公宁死也不屈膝。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问他：“难道你不怕死吗?”杨闇公愤怒地说：“只有你们才怕死。你们也必然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未能得逞，于是便在4月6日深夜，将杨闇公押至浮图关一个山岩边秘密处死。临刑前，杨闇公大义凛然，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动军阀害怕暴露了杀害杨闇公的罪行，便布置刽子手围着杨闇公刀刺棒打。为了阻止杨闇公继续呼喊革命口号，匪徒们首先割去他的舌头，可杨闇公仍用鼻子哼斥，用眼睛怒视，用手指比画，以表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暴徒们的兽性发作了，他们丧心病狂地挖掉了杨闇公的双眼，砍断了他的双手，最后还向他射出了三发罪恶的子弹。杨闇公牺牲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