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关键词：宋代；奸臣；宋史·奸臣传

摘 要：奸臣是宋朝的一个特殊群体。北宋时期，党派纷争，以王安石为首的变革派被列入奸臣行列，实为错误。南宋时期，主和派与主战派分立，主和派投降卖国，为世人所不齿，故入《奸臣传》，名副其实。奸臣具有逢迎主上、结党弄权、妒贤嫉能、欺压百姓、巧取豪夺以及求和卖国等群体特征，奸臣当道正是宋朝昏君在位的表现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中国历史自有君臣之别，就有奸臣出现。奸臣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势力群体，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当朝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奸臣的群体研究是中国古代政治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多奸臣，而奸臣尤以宋代居多。单是《宋史》中的《奸臣传》自卷471——卷474就收录“奸臣”15人。而相比之下，《新唐书》、《辽史》、《元史》和《明史》中的《奸臣传》各为9人、11人、6人和6人，其人数均远远不及《宋史》。

对于“奸臣”一词的定义，在《辞源》中奸臣指“不忠之臣，旧时多指营私舞弊、结党弄权的官僚”[1]753。另据《汉语大词典》指“不忠于君主，弄权误国之臣”。[2]卷4，350页以上解释都认为奸臣“不忠”，忠奸对立。可是，何谓“忠”呢？《中华大字典》解释较为详细：“忠，敬也；中心也；爱也；竭诚也；不贰也；无私也；教人以善谓之；厚也；犹称也；危身奉上；州名；光-酒名；通中。”[3]716另据《辞海》注曰：“忠，忠诚；尽心竭力；特指忠君。”[4]4054页《汉语大词典》与《辞海》大致相同，将“忠臣”释义为“忠于君主的官吏”[2]卷7，415页。

总括以上诸种解释，可见，“奸臣”与“忠臣”相对，是个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判断封建王朝的某人是“忠臣”抑或“奸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朝政权立场及史家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显然以这种忠奸标准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有其不合理之处。

以《宋史·奸臣传》为样本，通过对卷471——卷474的宋代奸臣群体分析可以看出，卷471中的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以及卷472中的蔡卞都有着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和追随者的身份，由此可看出，《宋史》鲜明地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立场，但这里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何要将致力于富国强兵之法的变法派列为奸臣呢？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来分析其中缘由。靖康之耻，北宋亡国，究其责任首推宋徽宗和蔡京的腐朽统治。作为徽宗的代理人，蔡京假借变法之名，大肆迫害异己，横行无忌，祸国殃民，以致北宋王朝灰飞烟灭于金人铁骑之下。时人杨时评价：“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5]卷428,12741页。杨时批判蔡京误国的同时，更是推本溯源，将矛头直指王安石，认为其变乱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祸。另外，由于《宋史》编纂者多为汉人，如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以及吕思诚等人，他们崇尚“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5]14255页，是儒家思想的追随者，程朱理学之思想成为《宋史》编纂的指导思想。而变乱祖宗家法，且又以理财见长的王安石变法无疑构成对此指导思想的有力挑战，所以王安石变法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却是颇有争议、值得商榷的。

被司马光视为“谄谀之士”、“憸巧非佳士”[5]卷471,13706页的变法骨干之一吕惠卿在王安石首次被罢相后，“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5]卷327,10548页，似乎验证了司马光的观点。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复相后与吕惠卿开始发生分歧，矛盾愈演愈烈，导致了变法派内部分裂。历来研究都把王、吕分歧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吕惠卿，认为吕惠卿因权力之争背叛了王安石，这固然有其道理，但吕一燃先生则分析认为，王、吕之间的分歧“与他们各自的社会经历、学识水平以及对人对事的不同了解程度密切相关”[6]43，而且，吕惠卿在感到已无法与王安石齐心协力推行新法时，曾向神宗提出辞去参知政事之职：“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朝廷事可以无臣，而不可无安石，此臣之所以求去也。”“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7]6533这一方面表现出吕惠卿为保证变法实施而顾全大局、自愿隐退的开阔胸怀，而另一方面又似乎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伎俩，蓄意诋毁安石，以求固宠保位。总之，吕惠卿虽颇具变法才干，受到王安石提携，却又贪图权力，反想取而代之，品行修养值得商榷。但吕惠卿忠于职守，关心国事，恰如王安石在回复吕惠卿信中对两人分歧的评论所说，“皆缘国事，岂有他哉”[8]154,况且王、吕二人最终重修于好。

再如，在被列为奸臣的变法派中，以正直敢言著称的章惇应是最具争议的一人。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不分青红皂白，武断废除新法，章惇毅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维护新法，甚至愤恨地与司马光“争辨帘前，其语甚悖”[5]卷471,13711页，导致高太后大怒，将他罢黜汝州(今属河南)。此事充分显示出章惇率真敢言的特点，而此品质又岂是一个奸臣所具有的，况且章惇所维护的新法，毕竟有其利国利民的合理内容，如关于废除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法的论争，连南宋保守的理学家朱熹都觉得“虽子厚悖慢无礼，诸公争排之，然据子厚说底确是”[9]3126。哲宗亲政后，开启“绍圣绍述”，章惇拜为宰相，一面着手恢复新法，一面却以牙还牙，携手蔡卞等人残酷打击元祐群臣，可以说此时围绕变法的政见之争已演化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倾轧，所以结合北宋后期激烈的党争来看，不难理解章惇为何要采取如此过激的手段。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他们在打击政敌方面都是应受到批判和谴责的。而在哲宗皇帝驾崩后，在商定继承人问题上，章惇毅然反对立端王(赵佶)，“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5]卷22,417-418页，此事不但无法说明他是奸臣，却显示其先见之明，证明“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无私无畏，忠于职守的宰相”[10]4。

在历经了“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曲折之后，宋徽宗和蔡京开始了北宋末期的腐朽统治。权奸蔡京虽然标榜新法，以改革派自居，但却不过是一个打着变法幌子的腐败分子罢了。他推行的新法，实为害民之法，已完全背离王安石变法的原旨，从而加剧北宋王朝的腐败，使其最终走向灭亡。所以王夫之认为，“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11]卷9,158页把蔡京等人的祸乱国家作为北宋亡国的直接“祸本”，是有其道理的。

综上，把王安石变法派列入《奸臣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宋史》将变法派否定，列入《奸臣传》，这其实是北宋中后期政治党争的结果。“不正视各自利益依据的道德之争是最无理性可言的，失去了讨论基础的变法纷争逐步演变为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权力之争”[12]76，所以单纯把王安石变法派定为奸臣的做法是不公平的。王安石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威望，令世人敬佩，故不入《奸臣传》，但企图将王安石的门生和变法助手划为奸臣来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功绩，这种企图也是无法达到的。

靖康之难后，赵构于风雨飘摇中建立了南宋，自立国以来就处于强敌入侵的威胁中，纵然在抵御外侵的过程中，涌现出诸如岳飞、文天祥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这同样也是一个奸臣当道的时代，如《宋史》卷473中的黄潜善、汪伯彦及秦桧和卷474中的万俟禼均有着对金和议投降的主张，卷474中的丁大全、贾似道对内飞扬跋扈，对外抗蒙则软弱无能，屈膝妥协，直接推动南宋王朝走向覆亡。这群主和投降之徒被《宋史》列入《奸臣传》，当是罪有应得，以此伸张正义。

在这批投降主义者中，最为典型者当属秦桧。虽然关于秦桧是否金的奸细目前尚无定论，但秦桧归宋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13]45，从这一系列所作所为来看，相比奸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桧南归后事事迎合高宗，深得高宗信任，因而最终窃据相位，谋求和议，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14]卷39,734页的主张，而绍兴三年(1133年)，有金使来宋，“求尽还北俘，与桧前议吻合”[5]卷473,13751页，由此不难窥见秦桧之阴险用心。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复相， 知“帝意欲和甚坚”[5]卷473,13752页，借口诸将“跋扈有萌，不可不虑”[15]甲编卷5,79页，仍旧坚持奉行求和投降路线，甚至经高宗同意代行接受金诏书的跪拜礼，完成了对金投降卖国的第一次和议。即使后来在金人撕毁和约，发兵南侵的情形下，秦桧仍旧坚持投降主义，并串通万俟禼等人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16]4，最终促成屈辱的“绍兴和议”。秦桧求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他仍不罢休，继续诬陷忠良，制造冤狱，清洗抗战派，并遍树党羽，以致“所欲为者，无不可为；所不可致者，无不致也”[11]卷10,197页，甚至构成对皇权的极大威胁。可是如果当初高宗不是一味主和，秦桧岂会发展到足以窥伺皇权的实力？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应该说在《宋史》所列的南宋奸臣中，韩侂胄是最受争议的。其一生主要贯穿于“绍熙内禅”、“庆元党禁”以及“开禧北伐”三大事件中。其中“绍熙内禅”即废掉光宗，拥立宁宗是在宋高宗皇后宪圣太后“可其议”[5]卷474,13771页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在封建时代还算大体符合规矩”[17]55。至于宁宗即位后，韩侂胄“出入宫掖，居中用事”[18]43，兴“庆元党禁”, 贬抑道学势力，迫害道学人士，定伪学逆党籍，载有赵汝愚、朱熹等59人，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党争的一种形式罢了。对此进行忠奸之辨，显然太过牵强，有失公允。只是后来道学势力重新抬头，元人编纂《宋史》崇尚程朱理学，把韩侂胄打入《奸臣传》，也就不足为怪了。随着韩侂胄权势日重，又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5]卷474，13774页于是兴开禧北伐，致力于恢复中原，只可惜“将相非人，无谋浪战”[15]甲编卷4,63页，吴曦叛变，金人反扑，而且韩侂胄本人北伐意志不坚，和战有所反复，终以失败收场，致使百姓受难，可谓既未成功，也未成仁，所以不应过分拔高，但他相对于秦桧的屈膝投降、卖国求荣无疑更值得肯定，至少不应将他列为奸臣。总之，对于韩侂胄本人的评价，我们应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他过高评价或过多贬抑都是不合史实的。

至南宋末年，内有朝政腐败，外临蒙古入侵，灭亡已是必然趋势，而权奸贾似道“总权罔上，卖国召兵，专利虐民”[19]160，其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无疑是南宋王朝日薄西山的一个标志。不可否认，贾似道在防御蒙古入侵方面确曾有过一些成绩，但在直面蒙古军队之时却是一贪生怕死、委曲求全之徒。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率军包围鄂州(今属湖北)，贾似道率军驰援，却“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5]卷474,13781页，以求议和；到了咸淳十年(1274年)，时元军再次攻下鄂州，逼近临安，贾似道在朝野压力下，于德祐元年(1275年)亲率军队13万北上迎战，却仍幻想重演鄂州议和的历史，派使臣向元求和，但遭到拒绝，随后元军趁机进兵，在丁家湾大败宋军，而贾似道也最终被押送官郑虎臣杀死于被贬押送途中。贾似道一生作恶多端，早已是天理难容，民心皆怨，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贾似道自食恶果，也是罪有应得。

综合对以上人物的分析评价，如果说北宋王安石变法派与宋廷内变法和守旧的党争有关，而南宋奸臣则产生于面临金、元入侵的历史背景中。主战与主和是南宋党争的主旋律。奸臣一般都是主和投降派，在应对外敌的入侵中，往往采取屈膝求和的态度，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酿成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故将他们列入《奸臣传》，正是历史对他们的谴责。所以我们今天更要以古为鉴，吸取奸臣误国的教训，时时警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总括上文对“奸臣”含义的解析以及《宋史·奸臣传》所收录人物的分析，不难看出他们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特征的：其一，媚惑主上，百般逢迎。蔡京投合徽宗艺术之所好，才得以备受青睐，恩宠日增；秦桧迎合高宗求和之本意，才得以深受宠信，稳居相位十九年。其二，结党弄权，妒贤害能。奸臣无一例外都遍树党羽，培植势力，诛除异己，嫉害忠良，如黄潜善之逐李纲、秦桧之害岳飞、丁大全之劾董槐，无一不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其三，欺压百姓，巧取豪夺。蔡京倡“丰亨豫大”[5]卷472,13724页之说，兴花石纲之役，大兴土木，滥改币制，搜刮民财，竭尽民力；秦桧为缓解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20]3459；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户之怨”[21]1087。其四，对外求和，投降误国。万俟禼尾随秦桧，对金议和，谋取私利，为人不齿；贾似道名为抗蒙，实却暗中求和，谎报战功，出卖国家。足见奸臣当道，为害甚大。《宋史·奸臣传》传序也明确指出：“小人得志，逞其狡谋，壅阏上听，变易国是，贼虐忠直，屏弃善良，君子在野，无救祸乱。”[5]卷471,13697页由此可知，《宋史》编纂者把宋王朝的覆灭归咎于奸臣当道、祸乱国家。

方志远先生认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22]28此观点含蓄却极具讽刺地道出了奸臣的另一种角色：昏君、暴君的替罪羊。如靖康之难的始作俑者无疑要数宋徽宗，而蔡京为他背了黑锅；对金和议本就是宋高宗的意愿，而走在最前高举主和投降大旗的则是秦桧。由此可见，奸臣当道正是昏君在位、朝政腐败的反映，我们不应因对奸臣的批判而忽视君主在国家衰亡中应担负的责任，作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奸臣当道，必有昏君在位，可谓是宋代政治的一个现象。同时也应看到奸臣的产生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深受保守派的极力攻击和诋毁，变法派被说成是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人，遭受污蔑，被列入《奸臣传》，但却无碍我们今天对他们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肯定其所作历史功绩。而秦桧作为南宋投降派的代表，乞和误国，谋害岳飞，数百年来一直背负骂名，但在南宋一朝(除开禧北伐期间将其短暂贬抑以外)秦桧却享有崇高威望，宋高宗认为，“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14]卷169,2773页，并诏其神道碑“以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为额”[14]卷170,2775页。可见，在“忠”与“奸”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明确的界限，有宋一代每一个奸臣都深深打上了其所处时代的烙印。因此，对于《宋史·奸臣传》之人物的研究，应结合当时的具体情景来评判其是非功过。

另外，对于那些虽未入《奸臣传》，但却无异于奸臣的人物，我们也不应忽略。如与蔡京同为“六贼”之一的童贯，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则在联金灭辽的战争中连吃败仗，甚至以岁币赂金，换取失地；至金人南侵，不作抵抗，只顾随徽宗南逃，时人便有“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23]374的歌谣。再如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史弥远，专擅朝政，对金主和，恢复秦桧王爵，矫诏拥立理宗，其擅权作恶，倒行逆施，丝毫不亚于贾似道。所以我们也应揭露他们的历史罪行，不应使他们逃脱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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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9-11

作者简介：牟象森(1987-)，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学科教育、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