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谈谈爱情的文化史。恋爱关系中，为什么人们通常认为男性应该是主动的一方，应该男追女，而不是女追男？这种观点究竟是怎么来的？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首先把两情相悦作为发展两性关系的前提或者基础。这既非是自然而然的，也非理所当然的，而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发明，而且是非常晚近大约到17世纪才发展出来的观念。因为在此之前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爱情这一说法，人们也不认为两性关系中需要一种爱的感情。所以爱情不是人自然而然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而是人类后天的文化发明。

爱情的出现，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婚姻有了某种选择权的结果。所以这要从大约17世纪，人们对婚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开始说起。

应该说在17世纪以前，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婚姻都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与所谓爱情无关。因为婚姻不是结婚的男女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结婚的男女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婚姻是两个家庭或者两个家族资源的匹配。婚姻必须首先满足经济的需要，必须给家庭或者家族带来更多的财富，或者更强的经济竞争力。即使是有钱的并不缺钱的贵族家庭也不例外。可以说在18世纪以前，欧洲几乎所有的贵族都是为钱而结婚。感情也许会有，但那是婚后的事情，而不是婚前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婚姻的前提不是彼此是否有感情，而是双方家庭的经济与政治基础。

凯斯·道克瑞（Keith Dockray）在《15世纪的英国人为什么结婚》这本书中（Why Did Fifteenth-Century English Marry）讲了一个威廉·普拉姆顿爵士的故事。威廉·普拉姆顿是15世纪末的一个英国乡村贵族，他自己12岁结婚，他儿子12岁时，他又安排儿子与当地的一个地主的6岁的女儿订婚。虽然后来儿子没等到结婚就死了，但是他又安排这个女孩带着财产，与自己的小儿子结婚。然后他的两个孙女4岁的时候，他又迫不及待地给她们订了婚，分别嫁给了当地的两个望族家的儿子。

对普拉姆顿爵士而言，孩子其实与土地一样，都是他手中的资产。孩子的婚姻就是一笔又一笔精打细算反复权衡的投资，既要考虑当下的得失，又要预见未来的收益。大概整个16世纪，欧洲贵族家庭的婚姻策略大致都是如此。那些即使出身名门，但是因为家道中落，没有嫁妆的女孩是嫁不出去的，最后只能去修道院或者在家成为老处女。但是那些门第平平，但是殷实富裕，有丰厚嫁妆的商人的女儿，却可以嫁给出身高贵的贵族青年，从而跨越阶级，改变门第。这也带来来了欧洲贵族阶层的流动和变化，以及地位与金钱的结合。

这种婚姻其实与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有相似之处的。婚礼之前丈夫和妻子几乎都不认识对方，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结婚之后男性的主要活动都在家庭之外，致力于或者仕途或者生意，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也没有所谓共同的语言。家族在婚姻中满足了权力、地位和金钱的需要，但是个人很难从中找到情感的满足。家境富裕、衣食无忧的贵族们尚且如此，普通平民的婚姻生活中，就更没有所谓爱情的地位了。

但是这种状况在17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个原因是因为开始于16世纪的，欧洲贵族的所谓文化革命。因为文化革命不仅使贵族们成为了有文化的人，同时也重塑了贵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

在16世纪以前，只有那些准备加入教会的绅士们才会学习文化。所以大多数贵族都是不学无术，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的文盲和半文盲。但是大约从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活开始要求担任政府职务的行政官员们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如果贵族们想要获得这些职位，就不得不去接受教育。而随着所谓政府力量的强大，对很多贵族而言，通过获得行政权力而赚取的财富，要远远多于他们的通过领地而赚取财富的传统方式，所以贵族们开始有了求知的欲望。因为谁学到的和记住的知识越多，谁就有可能获得管理的权力，谁就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利益，更高的荣誉和更富有。

简而言之，到16世纪末，学习成了贵族们的一件必需品。忽视学习，放弃学习，有可能就意味着家族的衰落，而受教育开始成为通向权力和荣誉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时无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就都争相开办学校，试图通过教育争取信众。

而因为新教和天主教都强调女性与男性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当时女性虽然还不能与男性一样，通过受教育从而获得政府或者学术研究的职位，但受过教育的女性，至少在家庭里已经有能力，胜任管理家族财产的工作，同时也使得女性在宫廷或者贵族的小圈子中，有能力与绅士们一起，互相交流对文学与艺术的看法和观点，这就使得传统的女性完全找不到存在感的夫妻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 。

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开始强调家庭对培养子女宗教情感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一个没有爱的家庭，是不可能培养出好的基督徒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如果想要培养一个好基督徒，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而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当然就需要父母之间建立更加亲密的感情关系，婚姻应该开始于爱情的说法，就是世俗道德家由此发展出来的。因为爱情成了赋予婚姻活力的期望。

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催生了贵族的文化革命。而文化的革命，又提供了受过同等教育的夫妻双方相对平等的分工与交流的基础，再加上宗教因素的推动与促进，这就导致了虽然在17世纪人们还不可能真正做到自主婚姻，自由恋爱，但至少世俗道德家们已经开始呼吁和倡导人们应该有权力，以爱情的名义拒绝接受本人不满意的婚姻安排。也就是说，虽然即使到今天，爱情也还不能成为婚姻的唯一理由，但却可以是拒绝婚姻的唯一理由。

但是这还只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感情应该是婚姻的基础这种说法，这还无法解释

为什么在两性关系的发展中，应该是男追女而不是女追男的问题。因为感情是婚姻的基础，这对男女双方都是一样的。男性有权力拒绝自己没有感情的女性，女性也同样有权力拒绝自己没有感情的男性。而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竟然是那个时代的科学。

因为16世纪的医学理论教导人们说，性高潮可以有助于女性受孕。所以渴望高潮是女性的自然的本能的生理反应。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说，女性与男性的性欲在生理上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会被性的冲动所驱使。男女对性高潮的需求，在生理上也是同样的和平等的。通俗的说就是，如果男性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女性也是同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男性与女性对待性的看法和感受也是相同的。如果男性喜欢下流的黄色玩笑，并能从中获得某种满足，那么女性也会同样喜欢这些东西。所以Stephen Greenblatt 说，在16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上流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惊人的下流气氛，男女之间肆无忌惮的谈论性和开性玩笑，用黄色笑话互相打趣和调侃。

同时在16世纪，前心理学家们也提供了另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在那个时代也被人们认为是所谓科学的观点，就是“女性普遍缺乏理性，是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人”。比如法国思想家蒙田就说，女人天生非理性，所以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享受真正的友谊。按照这种逻辑，医学理论说，女性与男性一样受性冲动的驱使。但思想家又说，女性是非理性的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虽然男性与女性是一样的，是都会受性冲动的驱使。但男性有理性可以用理性控制自己，而女性不行。因为女性缺乏理性，所以一旦女性的性欲望被触发，她们就会受本性的驱使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做出任何抵抗，只能完全依赖屈从于情欲的驱使而不能摆脱。也就是由此产生了，把女性当作了某种军事目标的想象，用暴力手段攻占她，用暴力手段强迫她服从，就是对一个女性完成占有的正确方式。这与雄性动物确定自己的主权，或者军队占领一个城池是一个意思。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女性一旦被占有就会顺从。而用什么方式占有并不重要。而暴力的方式不仅是最简单高效的，也是可以体现男性征服能力的方式。就像将军攻占一座城市，谁是占领者谁就是统治者。谁是统治者她们就会服从谁。弗洛伊德也认为受虐是女性天性的一部分，这说明至少到19世纪，这种观点还被认为是具有某种科学性的。

在我们中国的某些传统习俗中，也有与此相类似的一种把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作为一种权力表达的习俗。男性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宣示主权，因为女性会认为谁占有了她的身体，她就是谁的人了，她就应该属于谁，服从谁。当然在中国的一些习俗中，这被解释为事关女性的名节和贞操与道德有关。而在16世纪的西方把这解释为是科学，是女性天生如此本性如此。

但是这种把女性比作某种军事目标，需要用暴力手段加以征服和占领的观点，到17世纪突然又转化成了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甚至将女性置于支配者的地位，以顺从取悦女性为一种时尚。而这其实也并非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或者两性的权力关系真的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这不过是对占领和征服观点的一种矫枉过正。因为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把女性当做猎物的捕杀，或者当作军事目标的进攻与占领之后。到17世纪，在上流社会中，就又开始蕴育出了一种新的性趣味，这时事情开始走向另一个反面，赞美崇拜那些可以优雅地展示自己的美貌与谈吐的女性，甚至将女性置于支配者的地位，又成了绅士们追求新的性幻想的刺激和时尚。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男性与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似乎发生了变化，但男性其实仍旧是两性关系中的权力主导者。

而正是由于这种16世纪，绅士们要用暴力征服女性的传统观点，以及17世纪绅士们又以赞美和服从，取悦女性为时尚的混合，就最终演变成了男性通过一些取悦女性的方法。而达到最终占有女性的目的的所谓“男追女”的社会成见。

所以所谓男追女，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变成了两性关系的主导者，因为这仍旧是男性的立场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