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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徐恩曾利用他们一般不会向党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因有家庭拖累更不敢逃跑。所以，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这就是中统臭名昭著的“细胞”计划。

而“细胞”具体任务和执行方案，徐恩曾到底该交给谁？他心目中最佳人选则是黄凯，谁知道这个黄凯是个草包，后来徐恩曾又派史济美负责。

1、冒牌“抗日英雄”

黄凯是出身于党务调查科的老牌特务，他早在张道藩任主任的时候，就加入了党务调查科，并且与采访股总干事张冲的私人关系很好。徐恩曾入主党务科以后，一直对他很倚重。当时，他在河南开封主持特务工作。杨登瀛被捕入狱以后，徐恩曾又改派他出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黄凯自到上海后，由于中共叛徒提供线索，先后逮捕了中共高干杨匏安、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托派首领陈独秀等人，又因为轰动一时的“牛兰案”以及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一案，被外界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均是他所为，更戴上了“国际侦探家”和“抗日英雄”的桂冠。

事实上，黄凯并非是靠自己的能力去破案的，至于“牛兰案”则更与黄凯无关。本是顾顺章叛变后招供，由中统联系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干的，但出于国际影响的考虑，抓获牛兰夫妇的英巡捕房一再强调牛兰案系中统黄凯所为。而1932年4月29日发生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案，后据日本方面查明，纯系朝鲜抗日志士尹奉吉个人所为，与中统绝无干系。

1932年10月，黄凯回南京参加特工总部高干会议。在会上，黄凯与叶秀峰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叶秀峰指责他在上海一年多，没做什么工作，如再不努力，以后功劳都将由戴笠抢去了。陈立夫、徐恩曾也持同样看法，他们以黄凯“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为由，要他停职，好好反省。陈立夫建议重新向上海派出特务主持工作。

2、史济美的手段

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月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

史济美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掌握了顾氏的反共技巧。在他主持特工总部上海区活动时，时间虽不足一年，但成果显著。

史济美到任后，设上海区总部于南市沿马路（今职华路）东侧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同时，他指定许祖卿为副区长，朱秋白任文书兼办情报工作，陈蔚如任会计兼管交通工作，陈中柱为行动股长。

当时中共人士为了对付特务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走路时常回头察看有无尾巴跟踪。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设法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

对此，史济美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稀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线特务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堂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务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员大意，以为甩掉了眼线。

当然，特务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以后，再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察的特务，一拥而上抓捕。1933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就是这样被特务破坏的。

当时，跟踪的特务已弄清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地址在北四川路天潼路口，但因此地行人稀少，守候特务无法隐藏，遂由两名特务以踢足球作掩护，故意将足球抛进三楼一个房间，然后，借口上楼找足球，从而摸清了省委机关的门牌号和内部情况。中共省委机关的人员尚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

不久，特务们又发现了中共机关和联络点设置警号的秘密：

中共地下党一般在窗口挂上帽子、雨伞或在阳台上放置花盆作为警号；一旦遇捕，就借故把帽子、雨伞拿走或将花盆移动、打碎来报警。

于是，特务们便注意将这些警号恢复原样，并留下特务继续守候。

1934年10月，特务们根据原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的口供，到继任的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家里将其抓获后，特别注意保留了警号，结果又在他家里抓住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程祖怡。程祖怡当时是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不仅负责上海中央局与江西苏区的联络，而且兼管国际台的与苏联的联系。他被捕后旋即叛变，供出了其他五名报务员的姓名、住址和全部六部电台的位置，这样一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全部受损。当缴获这些电台设备时，特务们还对中共人员凭手工制造出这样小巧高效的发报机表示惊奇。此后，上海中央局不仅失去了与江西苏区党中央的联系，更失去了经由上海地下电台中转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3年3月1日，上海区的特务根据内线“细胞”所供情报，秘密绑架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王云程是王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1931年初，王明主持临时政治局工作时，他接任了江苏省委书记一职。被捕后，他立即供出了中共要人罗登贤的住址。28日，罗登贤与前来拜访的余文化在住所一同被捕，数小时后如约前来的廖承志也被捕。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庭审讯罗登贤等三人时，叛徒王云程作为证人到庭指认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4、内外线“细胞”

史济美为积极贯彻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大力发展“细胞”工作，又将“细胞”分为内线和外线两种。

内线“细胞”为混在中共或其他反蒋党派中的耳目。外线“细胞”即指那些活动在一般阶层中，布置在中共或其他党派活动较多的地区组织外围的耳目，其作用在于分裂和瓦解对手，并负有搜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一定范围内的异常情况可疑人物的责任。

充当“细胞”的人一般为原中共基层党员，对其中高级党员，则采取抓紧线索、连续侦察的办法，适当时候给予破获。当时，为了调动这些“细胞”的工作积极性，史济美每月还发给他们五到十五元的“生活津贴费”。

1932年12月，即史济美正式就任上海区区长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于内线“细胞”提供情报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

卢福坦，1891年出生于山东泰安。1926年加入中共，并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他因工人出身，在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下，被推举为中共山东省省委书记，并于次年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候补政治局委员。不久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后，他一度代理总书记职务。是年1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局成立，他成为三名临时常委之一，参加书记处工作。

193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赤色工会的失利情况，决定卢福坦暂停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并责令他在中华全总会议上作检查。

也就在这个时候，卢福坦被内线“细胞”盯上了。这年12月里的一天晚上，他在去往铁路总工会作检查的路上，被中统上海区特务秘密逮捕。

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东方旅社，秘密进行审讯劝降。

根据史济美的请求，南京特工总部训练科调来特务阴耀华、荆宪生到上海区主持新设的训练股，其任务就是加强特务们对被捕人员进行劝降的技巧和水平。卢福坦被阴耀华劝降成功，表示愿意自首。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江苏省委以及临时中央的秘密。

之后，卢福坦成为特工总部的一名特务，先后活动于徐州、南京、南昌等地，带领特务搜捕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隐姓埋名的卢福坦于1951年5月被南京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1934年6月27日，同样由于内线“细胞”的告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同志一同被捕。

5、“细胞”遭遇“红队”

1933年9月，特工总部情报科长徐兆麟继任特工总部上海区长。他看到史济美利用“细胞”连破大案，遂专门组织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叛徒周光亚具体负责，继续发展隐藏在中共组织内部的“细胞”，还专门研究如何培植和培训“细胞”等问题，为进一步打入中共高层创造条件。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徐兆麟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区委的大权，从而有机会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为上海区特务进行破坏提供条件。

徐兆麟还进一步完善了特工总部上海区的组织结构。他在区部下面增设了总务股、情报股。同时，他依照各股内部结构及工作性质，制定了分组负责制度，各组增设一名小组长。情报股内则划分成了采访、编审、研究等小组，通过参与邮电检查来获取情报。

中共特科“红队”自成立以后，在保卫中共中央、惩办危害组织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等行动中，屡建奇功，对国民党两派特务组织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被他们视为最大的对手。当特工总部在沪活动连连得手之时，他们自然也急于破坏“红队”，想根除这个最厉害的对头。

1934年6月，韩达派遣在“红队”内的一名“细胞”出卖了组织，“红队”成员被敌人盯梢，中统特务进而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从中央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总等重要机关，抓捕了包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中华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三人在内的多名中共高级干部。

中央特科“红队”据此怀疑内部有了敌人暗探，排查之后，他们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在韩达派人重重看护之下，以大无畏的行动消灭了中统的“细胞”。韩达对此十分恼怒，急电南京，要抓捕“红队”。徐恩曾接到韩达的报告后，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回电韩达，限令十天内侦破此案。

1934年11月底，韩达派亲信陈叔平接替了原由陈中柱主持的行动股，游定一取代了潘哲的中央特派员职务，他自己则亲兼原由周光亚操持的“细胞”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派出大量特务，却找不到“红队”的踪迹。

正当特务们一筹莫展之际，沪西分区主任、中共叛徒苏成德向他们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偶然遇见了已失踪近一个月的“细胞”张阿四。张阿四报告说，10月份后，他被中共调入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在北泥城桥东堍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里，专门学习使用手枪射击。

白天训练，晚上就睡在灶披间，绝对禁止外出，所以一直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他被收编进了“红队”做预备队员，故而可以请假外出活动。在此期间，“红队”仅派赵轩一人与他联络，并指导训练。房东只管其食宿，故对“红队”的情况，也不明底细。

于是，苏成德当即决定让张阿四继续潜回“红队”，他则派出特务进行蹲点守候。

韩达听罢苏成德的汇报，当即指示陈蔚如：赶快命令行动股长陈叔平，立即派人到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租房住下，昼夜监视。

当天，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突然间多出了一家水果摊。水果摊的对面又增加了一家鞋匠铺。行动股的老牌特务李典伪装成水果摊贩，仇一九伪装成鞋匠铺主，他们与张阿四一起，形成了一条盯梢线。

11月29日，赵轩骑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来找张阿四联络。张阿四借外出到李典的水果摊买水果的机会，用暗语把情况告诉了李典。不久，赵轩骑自行车离开，但他身后已跟了两个骑车的人——李典和仇一九。很快，上海区总部就掌握了赵轩的秘密住所在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对面的里弄。又经由赵轩发现了孟华庭的秘密住处，再经由孟华庭又发现了“红队”队长邝惠安的秘密住处，掌握了邝惠安的行踪，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6、“细胞”出卖“红队”

邝惠安是广东人，1925年“五卅”大罢工时来到上海，并于这年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决定让他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在距离徐恩曾的最后限期仅差一天的时候，12月5日，韩达下达了缉捕“红队”的命令。游定一迅速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取得联系，作好行动前的一切准备。

6日早晨，上海区行动股长陈叔平亲自赶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指挥逮捕行动。上午9时，特务姜志豪、杨阿才在邝惠安出门时，在租界巡捕的协助下，将邝捕到戈登路巡捕房。同时，“红队”成员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亦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关押。到下午，其余三十余名“红队”队员也都陆续被捕，与邝惠安等人关押在一起。

韩达、陈蔚如对此收获弹冠相庆，当即给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拍去电报邀功。但不久，巡捕房方面就传来消息说被捕人一问三不知，且多在街上被捕，身无凶器，无法定案。既不能定罪，又不能引渡。

韩达情急之下，命陈叔平率行动股特务搜查孟华庭、赵轩及陈杰明的家，同时又命行动股特务倪坚带领英、法租界巡捕搜查邝惠安的家。倪坚等人在搜查老凤祥银楼二楼邝惠安家时，有了收获。在一个大衣箱里搜出大小手枪三十二支、子弹两千多发、手榴弹一枚、刺刀一把、钢马甲一件。他们遂将邝惠安之妻一并押送到戈登路巡捕房。可在对女子进行刑讯后，她始终不肯承认与邝惠安的关系，仅承认这些武器是她苏北的一个财主亲戚，因家乡闹土匪，特意采办了存放到租房的。巡捕转而质询邝惠安，他也说根本就不认识她。

巡捕因为关押邝惠安的期限将至，无法定案，他们遂主动找到韩达，协商下一步对策。经韩达请示徐恩曾，徐恩曾与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由韩达出面，将邝惠安等三十七人借渡华界一个礼拜，同时急调训练科科长王杰夫、科员阴耀华赶往上海协助劝降。

邝惠安等三十七人被特工总部上海区借渡到一个小型看守所里。这个看守所设在上海公安局特务股楼下，是特工总部上海区借用上海公安局的房子私设的，作为拘留但未作最后处理的中共人士之用。

王杰夫、阴耀华一到上海，即指挥上海区训练股股长阎松平对邝惠安等人实施劝降，并不惜采取“车轮战术”，连续三昼夜马不停蹄地进行审问。

直到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疲劳折磨后，邝惠安等人才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却拒不供出细节，并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

7、“红队”队长邝惠安的就义

一周后，邝惠安等人被送回戈登路巡捕房。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仅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拒绝提供细节。捕房遂以“谋杀罪”的罪名，将他们移送上海第二特区法庭进行审判。法庭经草草审讯，即判决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邝惠安等人被引渡后，立即遭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审判，最后判决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为死刑，邝惠安之妻有期徒刑六年、赵轩之妻有期徒刑三年，其他“红队”队员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三年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面对“红队”队员的英勇不屈，徐恩曾似乎也有所动心，他多次在电话里指示上海区派人到警备司令部继续予以劝降，以为特工总部所利用。最后，徐恩曾本人不惜亲自出马，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劝降。徐恩曾许诺，只要邝惠安吐露真言，表示悔过，他可以保证邝惠安的生命安全和光明前途。但遭到了邝惠安等人的坚拒，邝惠安鄙夷地回答：你们自己的前途都不光明，还能保证给别人光明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徐恩曾心存幻想，警备司令部没有立即对邝惠安等人执行刑讯。这一拖竟是几个月。英租界巡捕房获悉此事后，即向上海方面提出抗议，并要将全部案犯押回重审，由他们执行判决。

在此情况下，徐恩曾因惧怕引起外交纠纷，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如意算盘，要韩达通知警备司令部按原判决执行。

1935年2月，春节前夕，在漫天的雪花和阵阵的除夕爆竹声中，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走上了刑场。临刑前，邝惠安等人拒绝套上黑纱头套，高声宣布：

我们生为理想而战，死为理想之魂，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纵然赴死也要带着光明去死！邝惠安握住同志们的手说：“我等四人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着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何况，今天天地为我们缟素，世人为我们燃放爆竹送行，如此壮烈地去就义，我等死不足惜，死而无憾！

其大义凛然之气概，使国民党特务们胆战心惊。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在天地间永存！

就在邝惠安等人壮烈牺牲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人。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干部刘仲华于次年3月份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在此紧急关头，王世英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党转移疏散了五百多位干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国民党中统系统特工总部，依靠和利用中共叛徒，在上海的破坏工作虽得逞于一时，但归根结底，危机是出自中共内部。

这一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与“立三路线”的指导，对内部变节者的防范不得力，应变措施不够，这才导致连连失利。地下党由此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变得成熟起来。

徐恩曾因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他自己也由此奠定了在中统内部的统治地位。特工总部成为一支与戴笠系统并立的国民党特务势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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